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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特质与学科划分标准
发表时间:2019-10-08

  比较政治学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政治变迁、研究进展和理论构建而变化的。这种变化改变着比较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研究者对比较的认识,也改变了学者们对比较政治学内涵的界定。

  从研究议题或“本体”的变迁来看,比较政治学的前身是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政府与宪法的研究,二战后扩展到对法西斯主义和体制及意识形态的研究,这一时期被称为“制度主义”或旧制度主义时期。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香港挂牌资料,“那个时代的‘比较’是一种简单的对国家体制的罗列,囿于单纯描述,其目的是为了展示不同政府结构的差别和共性,‘比较’并非解释的工具”(25)。换言之,这种对单一国家情况的罗列、没有直接的比较、没有应用规范的比较方法和理论,至多是一种潜在的比较,也不能从这种比较中得出只有比较性研究才能得出的多视角的、全面的结论或假设。这就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外国政治。尽管如此,把这种外国政治看成比较政治学的基本议题仍有其历史合理性,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确实是具有比较性的议题研究了,即相对于政治学理论和国内政治的研究,对外国政治的研究更具有比较性。

  推动比较政治学迅速发展和议题变迁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兴民族国家的大量出现,随着它们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和学者急需对这一新的政治现象进行解释,从而推动了对这些后发展国家的研究;行为主义理论又恰巧在这一时期产生,两者的结合使国家间的比较研究更为可行和精确,甚至产生了所谓“普世”的发展主义理论。这些变化都大大地推进了比较性议题的研究。比较性议题是指现代化以来对“共生的政治现象”的研究。例如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包括这一时期后发展国家出现的民主化趋势,60-90年代拉美和东亚出现的威权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后的民主选举以及90年代以来的非政府组织、抗争运动等中观和微观的政治现象。最初的比较性议题都是对这些共生性现象的研究,它使一些比较主义者不再把传统意义上的外国政治看成是比较研究,他们自70年代开始提出,只有对共生性议题的直接而明确的比较才算是比较研究。对这些多国比较性议题进行研究的最显性的方法或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多地应用了比较方法,尤其是相似比较的方法。

  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很多对共生现象进行特性研究而非比较研究的情况,例如仅对某一国家选举或威权主义政体的个案研究。另一种情况是,随着比较研究的发展,比较主义者开始对某些“非共生”的政治现象进行相异性比较研究,例如相互孤立的、包括由逆全球化现象而引发的多元民族文化回归或文化碎片化现象;随着这种相异性比较研究的增多,可能出现对非共生性现象的普遍关注而使其有转变为比较性议题的情况,尽管这种比较性议题并不是由共生性现象引起的。对国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经历了这样的变化。18-20世纪初的国家研究主要是对国家制度的一种孤立的个案研究,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家间联系的日益密切,人们在研究国家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建立起各种比较的参照物和框架,在各种比较主义理论范式的主导下,这一时期的“回归国家”研究多是在比较的框架中进行的。不过,比较的国家研究与经典政治学的国家研究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前者多是在中观或微观层面上进行的,而后者多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

  由此看来,比较政治学早期主要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共生性现象的研究,后来扩展到对非共生性现象的比较研究,但是,对共生性现象的研究始终是比较政治学的主要议题。但在不同时期,对同一议题的关注和比较程度的变化会决定其能否成为共生性议题。正像国家研究经历过并仍在经历这种变化一样,很多政治议题也在发生或将要发生这种转变。“在1984年出版的《牛津政治科学手册》一书中,‘回应’(accountability)这一术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代表’这个术语零星出现过几次。在30年后出版的本书中,‘回应’已经成为比较政治学的标志性概念,‘代表’则紧随其后。”(26)

  比较政治学的内涵不仅受研究议题变化的影响,而且也受理论与方法发展的影响。从发展过程来看,旧制度主义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实际上没有规范的比较工具,因而也没有明确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之后,比较政治学领域相继产生了几个重要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模型,如理性选择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同时,直接的案例比较和统计分析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从而把越来越多的政治现象纳入了系统而规范的比较框架之中,尤其是将各种新生的和共生性的政治议题纳入了相应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模型之中,以理论来指导实践,极大地促进了政治议题的比较研究。(27)正如白鲁恂(Lucian Pye)所指出的,行为主义在四个方面推进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一是发展了量化方法,二是创立政治文化理论并推进了政治心理研究,三是重视行为者的政治选择,四是吸纳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概念。(28)这些理论把政治现象纳入特定的研究框架之中进行比较,无论是宏观、微观还是中观理论,都是通过提供或系统规范或科学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使研究过程更具因果性、规范性和可比较性。

  这些理论的发展有一个从系统理论向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微观理论再到中观理论的发展过程,使比较研究更加全面有效。“在过去几十年……建构理论的方式明显改变了。可能是受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结构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过去的比较政治学者往往通过一些系统化的、广泛的理论框架解释政治结果。最初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早期关于民主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论文,以及20世纪60年代关于政党形成的研究都反映了这一点。在今天,大多数理论建构都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即从个人及其利益与信念出发,对累积性的结果加以推测。”(29)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模板,“经济学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涌入无疑增强了比较政治的影响力并为其研究拓展了新的大道”(30)。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就是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起点而建立的一个理论流派,“这个流派的最大特征就是借用了一套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的理性人假设、产权、交易费用等基本概念框架来分析政治问题”(31)。像经济学一样,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假定了一套政治人的固定自利性偏好和计算理性,将政治过程看成是一系列从个体理性到集体非理性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强调对政治后果产生重要作用的理性个体的策略性算计和交易行为,在此基础上以演绎的方式推算出一系列形式化的分析模型。(32)这就使原来的微观理论具有了中观的研究框架,并将微观、中观与宏观结合了起来。

  以国家理论研究为例,这一时期取得的成绩就是由对比较政治学的各种理论的应用推动的,是中观与微观层次的比较政治研究,而不是国家或制度的个案研究,具有明确的比较性。罗伯特·H.贝茨(Robert H.Bates)的《热带非洲的市场和国家: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33)和《超越市场奇迹——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34)两本书是理性主义推动国家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们以国家领导人的利益为视角分析国家政策,“通过清晰说明领导者的目标,研究者们可以从这些目标以及统治者所面临的具体的环境构造中推导出他们的行动——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后果”,是一项“为主导国家研究的宏观主题提供微观基础的”研究,将“理性主义方法与国家约束这个研究主题的复兴很好地整合在一起”。(35)文化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国家的意象,认为国家运用和表达着主体叙事,这种叙事在他们的理论中有多种功能:它是让国家团聚的基础;它将公民与公民、公民与国家联系起来,摧毁其他叙事,从而排除其他自主的权威结构存在的可能性;它还创造了包含在社会控制中的国家的有限性和可能性。(36)比较历史分析把国家研究纳入了一个宏观的比较框架,在婚礼上应该怎么致辞 有没有什么新的花样 搞笑,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37)一书中对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现代化起源的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详细地考察了每一个国家或案例的情况,将这些来自欧美和亚洲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案例视为可以比较的单位,阐述了“有利于和不利于建立现代西方民主的格局”(38)。到20世纪末,历史制度主义一度主导了国家研究的方法,“比较政治科学中只剩下一种默认的关于国家研究的方法,即制度主义方法……制度主义理论的中心前提是:今天独特的做事方式在明天仍然有效;面临相同环境的国家行为不一定类似,像系统主导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所说的那样。换言之,制度的特殊结构决定、修正和指示个体的动机。”(39)它说明国家各部分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群体之间如何互动、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等,对于理解国家行为是关键性的。(40)福山也把从政治的“自然状态”到近代民族国家的权力、宗教、法制、征税、专制主义以及各种原本孤立的政治议题都纳入了他所建构的纵向的或横向的比较框架之中。(41)这样,原来孤立的国家研究现在由于这些理论范式的加入而有了共性和可比性了。

  从方法论的发展来看,在旧制度主义时期,基本的研究方法是个案的罗列,至多有一些潜在的比较;而发展主义和行为主义理论推动了个案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直接比较,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种中观理论的兴起丰富了这种比较,此后,大样本的变量分析兴盛起来,“在比较政治学领域,过去20年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很多国家里都兴起了统计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人们还难以想象比较政治学会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进行大样本的、跨国研究的主导形态,而今天,统计方法已经在比较政治学领域被广泛应用,它大大提高了比较方法的应用能力和效力,扩展了应用领域”(42)。当然,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以后也不会仅仅是大样本的分析,案例比较的作用不容忽视,而且这种研究方法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应用。例如,政治现代化把所有后发展国家都卷入进来,并极大地促进了国家间的相似比较,使其成为半个多世纪的主要比较政治方法,但逆全球化使人们意识到政治世界的“全球整体框架不能为政治学科探索人类的本质提供(完全的)支撑基础”,比较主义同样为解决各国之间的差异性提供了方法论和认识论,它所进行的相异性比较包括个案比较同样可以让人们观察到真实世界正在发展的多样性变化。(43)

  比较政治学的这些变化使一些比较主义者认为,再像过去那样笼统地把外国政治作为比较政治的议题显得不合时宜了,或者说与现实中直接而明确的比较研究相比,外国政治中那种只有潜在比较性的议题显然已经不够“比较”了,它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了直接而明确或实证而规范的比较方法的研究所取代。换言之,在所有的议题都具有比较性的情况下,按照“比较性议题”的观点,如果我们仍要保持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的独特性,似乎只有把更具有比较性的议题研究留在或纳入其中,而剔除那些不那么具有比较性或只具有潜在比较性的研究议题。实际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有些外国政治的议题一直未被列入比较政治。例如,过去关于国家的研究完全是在“政治学理论”这一分支学科内展开的,尽管近几十年来比较研究越来越多,但多数仍是在“政治学理论”内进行的,比较政治学关于国家的研究是在次国家制度或政治过程领域进行的;而近现代外国政治思想研究,包括对当代世界各种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研究,即使进行了横向或纵向比较,也并不被看做是比较政治学的内容;对不同国家的国际关系的比较研究会被列入国际政治学科,对外国政府政策的比较研究会被列入公共管理学等。

  姓名:李路曲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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